改革教育先锋于漪:育人才是教育的根本

发表时间:2018-12-28 09:53

12月18日,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,100人获得改革先锋称号,即将90岁的于漪位列其中,她也是获颁“改革先锋”奖章的100人中唯一的基础教育界代表。在基础教育领域耕耘了六十余载,于漪这个名字已经和语文、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,她不但获得了学生的一致尊敬,也是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。近2000节的公开课,500多万字的论文专着,回顾自己的教师生涯,于漪感慨地说,改革开放40年峥嵘岁月,自己是亲历者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。从1978年被评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,到如今近90岁高龄,于漪始终站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,并把语文教学看作是她一生的事业。“教育的根本是育人,作为教师,在撒播知识种子的同时,也要撒播精神的良知,让教育回归本源。”于漪说道。


1977年电视直播课讲《海燕》——“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”


出生于1929年的于漪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,1959年,当了几年历史老师的于漪改行教语文。十年浩劫期间,和很多老师一样,于漪也受到了冲击,但她始终没有“趴下”,“那时我反而下定决心,一定要搞教育,孩子们的青春是非常可贵的,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有健康心理、明辨是非、彰显人性的人!《大学》里的第一句话就是‘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’,人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的,教育就是要彰显人内心的美德。”


彼时于漪所在的杨浦中学教学秩序还未恢复,原本带1975届学生的于漪被派去做1977届的年级组长。


“当时教学秩序很混乱,全校50多个班没法上课,女老师除了我没有一个不被气哭的。”于漪说,在她看来,学校、教育顶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心眼为学生,因此,她一方面努力团结老师,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理顺教学秩序。“学校有个女老师,一生气就哭,一哭就晕倒,我就去买了一包葡萄糖,看她要哭了就立马给她泡水喝。”为了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学习上来,于漪在全年级组织了“要我学”还是“我要学”的大讨论,并把每个班努力想学习的学生组织起来,每个周末集中半天额外上课,“当时主要是学理论,从《共产党宣言》学起。其实我的目的是既学理论又学文化,我一句一句讲,他们在学理论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学了文化,几年坚持下来,文化就提升了不少。”


在抓秩序的同时,针对学生们成长过程中旺盛的精力,于漪又搞起了课外小组活动,利用周末半天,让学生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,比如刻图章、画画、舞蹈、话剧、朗诵、船模、航模、无线电、乒乓等等,所有的课外活动都是根据孩子的成长特点开设的,“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要动,你跟他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都没用的,要把他的精力引导到兴趣爱好上。”


于漪的努力没有白费,1977年恢复高考后,她担任年级组长的1977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两个快班的学生100%考取大学,考上复旦大学的就有9人,其中2人考取数学系,一名学生数学考了满分。她领衔的年级组,也获得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上海评出的第一个市级先进。而送走1977届学生后,于漪却病倒了,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,“那几年真的是太累了,既要作为大班主任协调管理各种事务,又要给好几个班上语文课,每天早上6点多到学校,经常晚上9点多才回家。”于漪感慨说。


除了骄人的教学成绩,1977年,于漪还做了一件引发轰动的事——以电视直播的形式讲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。


谈起这次直播课程,于漪记忆犹新。“有一天突然有个人来听课,听完跟我说,‘于老师,我是上海电视台导演,接到上级通知,下个星期你要上一节课,电视直播。’”事情原来是这样的:1977年10月17日,北京要首次直播教师上课,中学一节,小学一节,上海随即也决定中学、小学各直播一堂课,其中中学的课选定于漪来上。教什么呢?课后于漪思考了一下,决定教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。“为什么会选择教这一首散文诗呢?主要是为了一句话——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!十年动乱是乌云,但是遮不住我们党的光辉,也遮不住教育的生命力,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,是长青的。”


于漪的《海燕》直播时,上海万人空巷,很多人挤在黑白9英寸电视机前看完了这堂课。“当时学生们在课上也很活跃,课程确实影响很大。”于漪感慨。


正是由于这些耕耘和努力,1978年,于漪被评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。“当时上海的中学一共评了8个老师,基本都是市重点学校的,我所在的杨浦中学只是区重点,我觉得我的‘名’和‘实’之间距离很大,所以就下决心从零开始,边干边学,边学边干,努力缩短‘名’和‘实’的距离。”


现时代老师既要有广阔视野更要心中有集体有国家


1978年12月,于漪作为妇女代表团的一员出访日本。这次出访,她看到了中日之间教育上的巨大差距。


“日本非常重视教育,当时NHK电视台每周都有十一二个教育节目。他们的中小学,每个教室都有36英寸的彩色大电视,教学可以非常形象化,比如讲血液循环,心脏打出来的血怎么到动脉再到静脉,直接就能在电视上看到,整个系统非常清晰。”于漪说,除了硬件设施,日本学校在管理上的有序、科学、细致也让她惊讶。比如交通安全,日本的学校,哪些孩子走哪几条路、有几个路口、过什么桥都详细落实。“管得非常细致、详尽,我觉得这就是科学态度,不是只是喊口号,而是实实在在落实到位。”


此外,日本学校注重对学生的锻炼也让于漪印象深刻: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就自己搞卫生;12月份飘雪的早晨,小男孩穿着短裤在操场上锻炼。“这给了我很多启发,人的培养不是在暖房里头,要重视体育锻炼,身体是孩子的本钱。”


尽管看到了这些巨大差距,但于漪却丝毫没有气馁,反而增加了信心:“看到这些差距,更觉得我们自己要争气,一定要赶上去。”


这次出访日本的经历,甚至影响了于漪后来做校长的理念。


上世纪80年代初,随着小学入学高峰的到来,上海出现学校和师资紧缺,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将杨浦中学恢复为上海第二师范学校(四年制中专),培养教师人才,于漪担任校长。


对于学校的管理,于漪制定了三个“高度”的指导思想。她认为,办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首先要有战略高度,因为小学老师从事的是义务教育,义务教育是没有选择性的,要面向全体学生,要对每个孩子负责,“所以从战略高度来看,我们培养的是孩子,但其实是在为提高国民素质奠基。”其次要有时代高度,学校是为现时代培养老师,必须要有视野,放眼世界,心中要有集体要有国家。第三要站在与发达国家基础教育竞争的高度,“看看谁办得好。”


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,于漪制定了“一身正气,为人师表”的校训。于漪说,受西方思想影响,当时社会上有一些不太好的风气,比如奇装异服等等,学校里也陆续有学生模仿。为此,她又在全校组织了“当代师范生应该有怎样的形象”的大讨论。“社会上允许的,学校并不一定提倡,学校提倡的一定是主流价值观。在任何社会环境下,一定要营造好学校的小气候。”


经过全校学生大讨论,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成为上海第一所穿校服的师范学校。“我们的校服很漂亮的,白衬衫、红领带、裙子、黑皮鞋,全是学生讨论出来的。”于漪坦言,当时做这些工作也是很艰难的,有人给她打电话,直言“于老师你怎么这么保守”。但于漪坚持认为,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一定要有最优秀、最健康、最向上的文化。


在扭转风气的同时,于漪还提倡“一手好字,一口普通话”,并非常重视体育,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精神面貌,力求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当时第二师范学校的校园占地120多亩,荒地杂草很多,于漪去批发成捆的麦冬回来带领学生在校园种植,整个学校没有一个清洁工,从校园卫生到食堂、宿舍,学校各环节的工作全由学生和老师完成,于漪带头挑粪、拔草、种地,以至于有的学生都不知道她是校长。


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、环境育人,于漪的理念很快显现出了成效。起步时困难重重的第二师范学校很快成为全国先进,还是上海第一个全国中等学校花园单位,学生综合素质强。“师范大学招收师范毕业生100个,我们的毕业生就考取了80个;就业的学生被学校用人单位公认为责任心强、业务全面。现在他们中有不少已经成为特级教师、优秀班主任,还有正高级职称的。”于漪欣慰地说。


中国的教育一定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


不是中文系出身的于漪从事了近60年的语文教学和研究,她提出的“教文育人”和“弘扬人文”两次重要语文教育改革思想,都在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,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对此,于漪认为,她是学教育的,教过历史,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教了语文,可能站在语文外面看语文更多,不受很多思想的束缚。


“我有几个参照,一是我始终认为育人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古今中外谈到教育,聚焦点都是培养人,我觉得育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,而是非常具体的,培养人着力在培养人的精神。二是育人一定有时代特征,尽管古今中外都讲的是‘人’,但对人的概念、人的内涵是有区别的,真善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认识的,因此我们今天培养的人一定是要具有现时代的人的特点。中国的教育一定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!”于漪说,这是她对教育的认识。


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,碰到很多问题,于漪就去寻根追源。“语文课应该是最感动学生的,但为什么语文课的感染力、辐射力不断下降,甚至学生厌学?这里面有外界的原因,比如功利,不少人认为学外语更好找工作赚钱等。”于漪说,这其中的根源其实要追溯到100多年前。1904年,清政府颁布《奏定学堂章程》,自此我国开始建立起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系,“当时对中国文学的定位,关键词就是实用、训练,这实际上影响了100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,语文就是实用工具。很多教师和学生对母语意识淡薄,认为学语文就是学工具。”


于漪一直认为,我们的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,母语教育不仅仅是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,在理解运用语言文字的同时,还应该把母语的中华优秀文化的种子撒播到学生心中,建设他的精神家园。“语言是人独有的,按照过去的教学大纲,‘语文’是工具性和思想性结合起来,但其实思想性不足以涵盖语文的全部,因为它还有道德、情操、审美、文化。而‘人文’能够全覆盖,因为语言是和思维、情感同时发生的。”于漪认为,语文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一样是直接指向人的,“数学研究数字、图形、空间,物理研究物质结构的规律,化学研究化学元素结构等,只有语文是直接指向人的,它跟人的思想、情感、能力、品格、气质联系在一起,我才提出语文的基本特点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。”


在于漪看来,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,脱离了人文,语言就变成躯壳,学不好。人文性和工具性是语文的两个面,就像洋葱的皮和肉一样,是分不开的。“但是长时间以来,我们一直在语文的形式上下功夫。”于漪认为,剥掉内涵的语言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,课也没有魂了,“最最感动孩子的一定是非常精湛的语言文字,装载着深邃思想、卓越智慧、历史风云、世态人情,把这些直接打动孩子的东西剥离,只在语言文字形式上操练,怎么感动学生?语言文字的表现力、生命力的呈现,一定是有它极其丰富的内涵,注入语言文字的生命。”


在于漪的推动下,21世纪的课程标准里已经吸收了这一意见,把“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”放进了课程标准里。于漪坦言,这一过程中也是受到了很多非议,“过去只提‘双基’(语文知识、语文能力),这次21世纪的课改提出了语文素养,语文素养是立体的、多功能的。而今,提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,更是进一步的发展。”


上海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一直走在路上


上世纪80年代,教育界还没有一个人系统完整地研究过教师学,于漪把这个课题揽在了心里,完成了两本教师学着作,《现代教师发展丛书》和《现代教师学概论》,教育部把它们作为全国教师教育的培训教材,《现代教师学概论》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现代教师学的理论着作。今年,于漪将自己多年来的经历汇编成书,整理成了500万字的《于漪全集》。


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教育的发展,于漪认为,与其他各条战线一样,教育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“改革开放之初,上海的校舍很困难,教育经费也十分紧张,那时城市里的学校很多校舍都是危房旧屋,没有操场;农村里的校舍更是简陋,校门口没有一条像样的大路,教室里都是泥地,一下雨就渗水,乡村学校老师每节课发两支粉笔。”于漪说,在“再苦不能苦孩子,再穷不能穷教育”的指导思想下,各级政府想了各种办法支持教育,一方面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加大教育经费的比例,另一方面也鼓励学校搞三产创收。


教师工资待遇方面,上世纪80年代,一个本科毕业十几年的青年教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8.5元,“当时一本《收获》杂志1元钱,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58本杂志。”于漪提出要给教师适当的补助,“后来市里开会决定,每个教师每月加10元津贴。我至今都感激不尽,因为在当时每月能增加10元是很不容易的,对教师是很大的鼓励。”


让于漪印象深刻的是,上世纪80年代,上海出现入学高峰,为了满足学生入学需求,市人代会期间,于漪等教育界代表写提案要求增加教育预算,“后来人代会最终决定增加教育预算。为教育改变预算,这是唯一一次。”此后,各个层面的教育预算大幅增加,“这对我们教育硬件的改变是关键性的一次。”


于漪介绍说,接下来上海为教育专门立法,发布《上海义务教育条例》,比全国提前了一年,为全国的义务教育立法做了很好的铺垫。从此上海的义务教育走向法治的轨道,经费有了保障。


“在教育方面,从硬件再到质量的提升,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。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期课改,上海有了高考自主权,有了自己的教材、课程标准;现在二期课改还在进行。”于漪说,上海一直对育人抓得很紧,培养什么人、为谁培养人一直思考得很清晰,立场很坚定,1980年代,上海就制定了两纲教育(民族精神纲要和生命教育纲要)。


“上海的教育一直在探索,现在我们又提出优质均衡,这个均衡不是把高的拉下来,而是通过集团化办学等达到‘优质’均衡,上海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一直走在路上。”于漪说,现在上海小学师资的状况总体上已经比较好,高中这一段也可以,初中相对比较薄弱,因此上海又推出了加强百所公办初中的“强校工程”,“上海教育一直坚持问题导向,有什么问题就来破解,而破解始终是站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要先行先试的高度,敢于改革,勇于改革,但是初心不变。”


12月18日,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,100人获得改革先锋称号,即将90岁的于漪位列其中,她也是获颁“改革先锋”奖章的100人中唯一的基础教育界代表。在基础教育领域耕耘了六十余载,于漪这个名字已经和语文、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,她不但获得了学生的一致尊敬,也是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。近2000节的公开课,500多万字的论文专着,回顾自己的教师生涯,于漪感慨地说,改革开放40年峥嵘岁月,自己是亲历者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。从1978年被评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,到如今近90岁高龄,于漪始终站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,并把语文教学看作是她一生的事业。“教育的根本是育人,作为教师,在撒播知识种子的同时,也要撒播精神的良知,让教育回归本源。”于漪说道。


1977年电视直播课讲《海燕》——“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”


出生于1929年的于漪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,1959年,当了几年历史老师的于漪改行教语文。十年浩劫期间,和很多老师一样,于漪也受到了冲击,但她始终没有“趴下”,“那时我反而下定决心,一定要搞教育,孩子们的青春是非常可贵的,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有健康心理、明辨是非、彰显人性的人!《大学》里的第一句话就是‘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’,人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的,教育就是要彰显人内心的美德。”


彼时于漪所在的杨浦中学教学秩序还未恢复,原本带1975届学生的于漪被派去做1977届的年级组长。


“当时教学秩序很混乱,全校50多个班没法上课,女老师除了我没有一个不被气哭的。”于漪说,在她看来,学校、教育顶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心眼为学生,因此,她一方面努力团结老师,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理顺教学秩序。“学校有个女老师,一生气就哭,一哭就晕倒,我就去买了一包葡萄糖,看她要哭了就立马给她泡水喝。”为了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学习上来,于漪在全年级组织了“要我学”还是“我要学”的大讨论,并把每个班努力想学习的学生组织起来,每个周末集中半天额外上课,“当时主要是学理论,从《共产党宣言》学起。其实我的目的是既学理论又学文化,我一句一句讲,他们在学理论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学了文化,几年坚持下来,文化就提升了不少。”


在抓秩序的同时,针对学生们成长过程中旺盛的精力,于漪又搞起了课外小组活动,利用周末半天,让学生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,比如刻图章、画画、舞蹈、话剧、朗诵、船模、航模、无线电、乒乓等等,所有的课外活动都是根据孩子的成长特点开设的,“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要动,你跟他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都没用的,要把他的精力引导到兴趣爱好上。”


于漪的努力没有白费,1977年恢复高考后,她担任年级组长的1977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两个快班的学生100%考取大学,考上复旦大学的就有9人,其中2人考取数学系,一名学生数学考了满分。她领衔的年级组,也获得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上海评出的第一个市级先进。而送走1977届学生后,于漪却病倒了,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,“那几年真的是太累了,既要作为大班主任协调管理各种事务,又要给好几个班上语文课,每天早上6点多到学校,经常晚上9点多才回家。”于漪感慨说。


除了骄人的教学成绩,1977年,于漪还做了一件引发轰动的事——以电视直播的形式讲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。


谈起这次直播课程,于漪记忆犹新。“有一天突然有个人来听课,听完跟我说,‘于老师,我是上海电视台导演,接到上级通知,下个星期你要上一节课,电视直播。’”事情原来是这样的:1977年10月17日,北京要首次直播教师上课,中学一节,小学一节,上海随即也决定中学、小学各直播一堂课,其中中学的课选定于漪来上。教什么呢?课后于漪思考了一下,决定教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。“为什么会选择教这一首散文诗呢?主要是为了一句话——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!十年动乱是乌云,但是遮不住我们党的光辉,也遮不住教育的生命力,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,是长青的。”


于漪的《海燕》直播时,上海万人空巷,很多人挤在黑白9英寸电视机前看完了这堂课。“当时学生们在课上也很活跃,课程确实影响很大。”于漪感慨。


正是由于这些耕耘和努力,1978年,于漪被评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。“当时上海的中学一共评了8个老师,基本都是市重点学校的,我所在的杨浦中学只是区重点,我觉得我的‘名’和‘实’之间距离很大,所以就下决心从零开始,边干边学,边学边干,努力缩短‘名’和‘实’的距离。”


现时代老师既要有广阔视野更要心中有集体有国家


1978年12月,于漪作为妇女代表团的一员出访日本。这次出访,她看到了中日之间教育上的巨大差距。


“日本非常重视教育,当时NHK电视台每周都有十一二个教育节目。他们的中小学,每个教室都有36英寸的彩色大电视,教学可以非常形象化,比如讲血液循环,心脏打出来的血怎么到动脉再到静脉,直接就能在电视上看到,整个系统非常清晰。”于漪说,除了硬件设施,日本学校在管理上的有序、科学、细致也让她惊讶。比如交通安全,日本的学校,哪些孩子走哪几条路、有几个路口、过什么桥都详细落实。“管得非常细致、详尽,我觉得这就是科学态度,不是只是喊口号,而是实实在在落实到位。”


此外,日本学校注重对学生的锻炼也让于漪印象深刻: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就自己搞卫生;12月份飘雪的早晨,小男孩穿着短裤在操场上锻炼。“这给了我很多启发,人的培养不是在暖房里头,要重视体育锻炼,身体是孩子的本钱。”


尽管看到了这些巨大差距,但于漪却丝毫没有气馁,反而增加了信心:“看到这些差距,更觉得我们自己要争气,一定要赶上去。”


这次出访日本的经历,甚至影响了于漪后来做校长的理念。


上世纪80年代初,随着小学入学高峰的到来,上海出现学校和师资紧缺,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将杨浦中学恢复为上海第二师范学校(四年制中专),培养教师人才,于漪担任校长。


对于学校的管理,于漪制定了三个“高度”的指导思想。她认为,办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首先要有战略高度,因为小学老师从事的是义务教育,义务教育是没有选择性的,要面向全体学生,要对每个孩子负责,“所以从战略高度来看,我们培养的是孩子,但其实是在为提高国民素质奠基。”其次要有时代高度,学校是为现时代培养老师,必须要有视野,放眼世界,心中要有集体要有国家。第三要站在与发达国家基础教育竞争的高度,“看看谁办得好。”


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,于漪制定了“一身正气,为人师表”的校训。于漪说,受西方思想影响,当时社会上有一些不太好的风气,比如奇装异服等等,学校里也陆续有学生模仿。为此,她又在全校组织了“当代师范生应该有怎样的形象”的大讨论。“社会上允许的,学校并不一定提倡,学校提倡的一定是主流价值观。在任何社会环境下,一定要营造好学校的小气候。”


经过全校学生大讨论,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成为上海第一所穿校服的师范学校。“我们的校服很漂亮的,白衬衫、红领带、裙子、黑皮鞋,全是学生讨论出来的。”于漪坦言,当时做这些工作也是很艰难的,有人给她打电话,直言“于老师你怎么这么保守”。但于漪坚持认为,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一定要有最优秀、最健康、最向上的文化。


在扭转风气的同时,于漪还提倡“一手好字,一口普通话”,并非常重视体育,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精神面貌,力求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当时第二师范学校的校园占地120多亩,荒地杂草很多,于漪去批发成捆的麦冬回来带领学生在校园种植,整个学校没有一个清洁工,从校园卫生到食堂、宿舍,学校各环节的工作全由学生和老师完成,于漪带头挑粪、拔草、种地,以至于有的学生都不知道她是校长。


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、环境育人,于漪的理念很快显现出了成效。起步时困难重重的第二师范学校很快成为全国先进,还是上海第一个全国中等学校花园单位,学生综合素质强。“师范大学招收师范毕业生100个,我们的毕业生就考取了80个;就业的学生被学校用人单位公认为责任心强、业务全面。现在他们中有不少已经成为特级教师、优秀班主任,还有正高级职称的。”于漪欣慰地说。


中国的教育一定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


不是中文系出身的于漪从事了近60年的语文教学和研究,她提出的“教文育人”和“弘扬人文”两次重要语文教育改革思想,都在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,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对此,于漪认为,她是学教育的,教过历史,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教了语文,可能站在语文外面看语文更多,不受很多思想的束缚。


“我有几个参照,一是我始终认为育人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古今中外谈到教育,聚焦点都是培养人,我觉得育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,而是非常具体的,培养人着力在培养人的精神。二是育人一定有时代特征,尽管古今中外都讲的是‘人’,但对人的概念、人的内涵是有区别的,真善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认识的,因此我们今天培养的人一定是要具有现时代的人的特点。中国的教育一定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!”于漪说,这是她对教育的认识。


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,碰到很多问题,于漪就去寻根追源。“语文课应该是最感动学生的,但为什么语文课的感染力、辐射力不断下降,甚至学生厌学?这里面有外界的原因,比如功利,不少人认为学外语更好找工作赚钱等。”于漪说,这其中的根源其实要追溯到100多年前。1904年,清政府颁布《奏定学堂章程》,自此我国开始建立起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系,“当时对中国文学的定位,关键词就是实用、训练,这实际上影响了100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,语文就是实用工具。很多教师和学生对母语意识淡薄,认为学语文就是学工具。”


于漪一直认为,我们的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,母语教育不仅仅是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,在理解运用语言文字的同时,还应该把母语的中华优秀文化的种子撒播到学生心中,建设他的精神家园。“语言是人独有的,按照过去的教学大纲,‘语文’是工具性和思想性结合起来,但其实思想性不足以涵盖语文的全部,因为它还有道德、情操、审美、文化。而‘人文’能够全覆盖,因为语言是和思维、情感同时发生的。”于漪认为,语文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一样是直接指向人的,“数学研究数字、图形、空间,物理研究物质结构的规律,化学研究化学元素结构等,只有语文是直接指向人的,它跟人的思想、情感、能力、品格、气质联系在一起,我才提出语文的基本特点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。”


在于漪看来,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,脱离了人文,语言就变成躯壳,学不好。人文性和工具性是语文的两个面,就像洋葱的皮和肉一样,是分不开的。“但是长时间以来,我们一直在语文的形式上下功夫。”于漪认为,剥掉内涵的语言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,课也没有魂了,“最最感动孩子的一定是非常精湛的语言文字,装载着深邃思想、卓越智慧、历史风云、世态人情,把这些直接打动孩子的东西剥离,只在语言文字形式上操练,怎么感动学生?语言文字的表现力、生命力的呈现,一定是有它极其丰富的内涵,注入语言文字的生命。”


在于漪的推动下,21世纪的课程标准里已经吸收了这一意见,把“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”放进了课程标准里。于漪坦言,这一过程中也是受到了很多非议,“过去只提‘双基’(语文知识、语文能力),这次21世纪的课改提出了语文素养,语文素养是立体的、多功能的。而今,提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,更是进一步的发展。”


上海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一直走在路上


上世纪80年代,教育界还没有一个人系统完整地研究过教师学,于漪把这个课题揽在了心里,完成了两本教师学着作,《现代教师发展丛书》和《现代教师学概论》,教育部把它们作为全国教师教育的培训教材,《现代教师学概论》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现代教师学的理论着作。今年,于漪将自己多年来的经历汇编成书,整理成了500万字的《于漪全集》。


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教育的发展,于漪认为,与其他各条战线一样,教育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“改革开放之初,上海的校舍很困难,教育经费也十分紧张,那时城市里的学校很多校舍都是危房旧屋,没有操场;农村里的校舍更是简陋,校门口没有一条像样的大路,教室里都是泥地,一下雨就渗水,乡村学校老师每节课发两支粉笔。”于漪说,在“再苦不能苦孩子,再穷不能穷教育”的指导思想下,各级政府想了各种办法支持教育,一方面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加大教育经费的比例,另一方面也鼓励学校搞三产创收。


教师工资待遇方面,上世纪80年代,一个本科毕业十几年的青年教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8.5元,“当时一本《收获》杂志1元钱,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58本杂志。”于漪提出要给教师适当的补助,“后来市里开会决定,每个教师每月加10元津贴。我至今都感激不尽,因为在当时每月能增加10元是很不容易的,对教师是很大的鼓励。”


让于漪印象深刻的是,上世纪80年代,上海出现入学高峰,为了满足学生入学需求,市人代会期间,于漪等教育界代表写提案要求增加教育预算,“后来人代会最终决定增加教育预算。为教育改变预算,这是唯一一次。”此后,各个层面的教育预算大幅增加,“这对我们教育硬件的改变是关键性的一次。”


于漪介绍说,接下来上海为教育专门立法,发布《上海义务教育条例》,比全国提前了一年,为全国的义务教育立法做了很好的铺垫。从此上海的义务教育走向法治的轨道,经费有了保障。


“在教育方面,从硬件再到质量的提升,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。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期课改,上海有了高考自主权,有了自己的教材、课程标准;现在二期课改还在进行。”于漪说,上海一直对育人抓得很紧,培养什么人、为谁培养人一直思考得很清晰,立场很坚定,1980年代,上海就制定了两纲教育(民族精神纲要和生命教育纲要)。


“上海的教育一直在探索,现在我们又提出优质均衡,这个均衡不是把高的拉下来,而是通过集团化办学等达到‘优质’均衡,上海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一直走在路上。”于漪说,现在上海小学师资的状况总体上已经比较好,高中这一段也可以,初中相对比较薄弱,因此上海又推出了加强百所公办初中的“强校工程”,“上海教育一直坚持问题导向,有什么问题就来破解,而破解始终是站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要先行先试的高度,敢于改革,勇于改革,但是初心不变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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